题记
foreword
2001年，约翰·霍金斯先生的代表作《创意经济》一书出版，由此，“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创意管理、知识产权就是通货”等一系列概念、命题得以确立。该书也成为全球创意产业与经济领域的第一本必读教程。2008年，由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等五个组织发表了《创意经济报告》，首次从联合国层面对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发展做出回应，标志着创意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重要组成。
“创意经济”是继“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之后的一个重要观念，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人们也日益深刻的体会到，创意经济并不是现行经济及相应理论说辞条目下的一个子类，由于“创意经济”与老旧的工业主义思想意识所主导的经济，即作者所谓“重复经济”存在根本差别，所以我们不妨说：“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一种叫经济，一种叫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一书的副标题是“How to Make Money by Ideas”直译为中文就是“如何用想法赚钱”，也被翻译为“如何点石成金”。该书为“创意”与“经济”之间架设了桥梁，以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活动作为界定“创意产业”的基本标准。现在看来，这是极富前瞻性和洞察力的，特别对于正在苦苦探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具有极强的启示性。
也是在2001年，正值所谓互联网泡沫破灭（并据说成为诱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祸因），但互联网并没有破灭，反而出现了如霍金斯所称的“指数级变化”。互联网为规模和范围如此之大的创意经济提供了发展条件。由此再向前追溯十年，即1991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站，标志着万维网“World Wide Web”诞生。其实，所谓互联网的“泡沫破灭”，反而可以看成是互联网“本质回归”的开始，向互联网作为“创意和效率的工具”和“提供给使用者更好的共事协作与资讯获取交流环境”这一本质的回归。这才是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反复重申其建构Web技术的初衷。
1991年万维网将众多“个人电脑”相互连接，形成“多对多”的网络，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存条件，这的确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根据本书反复提到的观点，创意经济的膨胀式发展是以网络社会迅速诞生为前提的。因此，对创意经济应该有个界定，那就是“信息技术网络社会条件下，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意驱动型经济”。
2004年5月22日，在第七届北京科博会上的“创意中国行动展区”，率先公开打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标语，并在《数码艺术》杂志的活动特刊上，全文发表了时任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网络文化处处长柳士发的文章《实施创意世纪计划，开展创意中国行动》，该文堪称中国创意产业的第一篇檄文，具有里程碑意义。随后举行的由文化部、科技部等主办的第二届网博会也提出了“网融世界；创意中国”的口号。
引用2006年一篇“纪念WWW诞生15周年”的文章中一段有趣的文字：互联网出现后的“这一切都已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明白这个世界到底经历了多大的巨变，只要回想15年前。那时，Amazon还仅仅是南美洲的一条河。eBay也就是个拼写错误。Yahoo是《格列佛游记》中的野人。googol是一个庞大的数字（10的100次方）。分类广告还密密麻麻地刊登在报纸上。Encyclopedia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简称。”
一晃五年又过去了，互联网的“指数级变化”和“指数级增长”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生事物”，五年前，Facebook（2004年） 、Twitter（2006年）刚刚登场。在中国，“土豆”、“豆瓣”等等这些容易掉渣的东西，还只是家常食物和调味酱。如今，它们都已成为互联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创意生态”的一部分。
面对如此“多样”的“改变”，我们如何“学习”与“适应”？而且这一切来得很快，乃至“辞典”需要不断的扩容。说到辞典，有一个至少会令中国人比较惊讶的事儿是—常挂嘴边的“creativity”（创意）一词何时收录进英语辞典？对此，当代东西方比较哲学领军人物美国的安乐哲（Roger T. Ames）在《当代西方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一文中说：“如果我们查《牛津英文大辞典》creativity（创造）这个条目，这个条目是什么时候进入《牛津英文大辞典》的呢？要到1971年才有这个条目—我们可以把这看作西方文化转变的标志。”
可见，看似固定的“概念”其实是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process）之中，并需要在“关系”（relationship）的视野下才能看明白和想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算做好了思想准备，去理解本书的名字—“创意生态”。在本书中对“创意生态”是这样表达的：
创意生态就是一种“小生境”（niche），在里面，多样化的个体通过一种系统的、适应性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利用一些想法产生新的想法。同时，其他人支持这一努力，即使他们对此不甚理解。这种“能量-表现”关系在物质场所和非实体社群中都可以发现；重要的是关系和行动，而不是基础设施。这种创意生态的强度可以通过能量的流动以及对于“意义”的持续学习和创造来衡量。“多样、变化、学习和适应”这四重因素相互促进提升。
如果用一句话，“创意生态”就是适合创意生活与创意生产的小的生存环境。但似乎还不够简单，有必要找到一个字来表达“创意生态”。对此，我们建议用没有简化过的“产”字，即“产”。“产”这个可看作为“文、厂、生”三合一的字，形象地浓缩了“创意生态”的精髓—中间的“厂”字表示“创意生态”首先是个有关“空间”的概念；在“厂”字上的“文”，寓意具有“文化”个性的空间才能真正立得住；在“厂”字里面的“生”则表示经济活动要具有“内生”的自性。
由此，联想到当前各类创意园区轰轰烈烈的“大产生”运动，若在规划、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中，始终想到这个未被简化过的“产”字，按照“创意生态”的标准来指导设计，把握创意经济的“文化个性、内生自性和空间特性”，将会创造更好的结果。用一副对联来表达这个“产”字，上联是“上有文化牵头以自立”；下联是“下靠生态为基可持续”，横批：“留有余地”。
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上已经普遍意识到—创意“产”业的“产”与工业文明时代之“产”有本质区别，甚至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硬把富于生命感的“创意”（creativity）装入看似冷冰冰的“产业”（industry）中，实属出于强化“创意”与“文化”的重要经济地位之无奈。（对此，本书“首要的观念”一章中专门披露了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力推“创意产业”时的幕后背景）。
对此，作者在本书中提出要“清点产业”，因为“产业一词已变成关于大规模制造和重复性大批量生产的‘隐喻’，而创意工作者的实际运作却与此大不相同，所以把这个词用给他们，措辞并不明智。将一个术语用在一群会拒绝它的人身上，也是一件颇为尴尬的事儿。”对于已经取得“偶像般地位”的英国创意产业十三项分类，作者明确指出“我们应该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趋势—远离这份‘产业名录’而更加关注行动”。
换句话说，就是要“远离产业名录发展创意产业”，这岂不成了一个难题，好吧，权且把此称为“霍金斯难题”。不过，解决这一难题，中国人倒是可以提出一个办法。即用汉字中未被简化的“产”字，作为“创意产业”的专用字。为此，我们建议：以后当书写“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或其它什么“创意产业”的时候，一律“化简为繁”，写作“产”字，若不方便如此时，至少在“头脑”（mind）中要这样想。以表明一个重要的观点：创意经济的“产业”与重复经济的“产业”有根本区别。
简体的“产”字可看成“立+厂”，联想为“建立厂房”，这是比较典型的工业化视角，看上去空空当当，彷佛是产业空心化的表现。联系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现实：许多地方开始探索“内生型”经济模式，实践“内生增长理论”，提出变“刺激消费为内生消费”等。看来，开具新的救世良方，离不开一个“生”字。有必要深刻意识到：创意就是创造“新生意”，“新生意”既有“新买卖”的意思，也可理解为“新的生命意义”。营造创意生态，培育创意“产”业，就是要在工业文明冷冰冰的产业中，用更多的想法、创意、创新和创造，为其添加“新生命”的活力！
《创意生态》一书的重要作用是寻觅到一个更好的名称，作为“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在线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的升级。因为作者认为这些名字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及其活动的关注。
因此，作者引入生态学的理论和术语，以生态学的视角看待经济问题，如生态学家一样，要“向后退一步”，在一个比经济更大的范围中去思考经济问题，这个范围不仅包括了制度系统、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还要能够包容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人、人与人相互关系及表现为工作、生活与学习的人类实践活动；还要能够涵盖自然科学所涉及的诸多领域。探讨“生态”，不仅仅关乎自然科学，还要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全面结合，建立人文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三位一体生态观。
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深生态学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试图突破“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的认识局限，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事务予以更深刻的追问并寻求更深层的答案。深生态学要更进一步地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上，浅生态学要求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为此，就要像书中多次提到的《论创造力》一书作者、物理学家大卫·玻姆那样向东方思想中寻求解答。本书作者认为“深生态学与创意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深生态学与道教和佛教都有关联”并试图探索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共性，以创造“整体的、全面的、和谐的与美丽的”的东西。作为中国人我们本应更容易理解和把握所谓“整体的、全部的、和谐的和美丽的”方式，应该更容易理解生态概念的广泛性，进而形成一种“全景生态观”。
全景观生态观，即“全生态观”是人文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统称，是探讨人与人类环境、人与社会环境和人与自然环境三者关系的一种思考框架。这种全景生态视角可作为中国传统“天地人合一”思想的当代转译。所谓“天、地、人”其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类”的简称。关键在于，“全生态”观是“创意生态”思想的入门概念。
所谓“创意生态”就是以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来解释创意经济活动。“创意”是基于人而言的，经济是基于社会而言的，创意经济活动则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这个大前提，所以，“创意生态”本身就是全景生态观的产物。如果说“深生态就是要问更深刻的问题”，那么全生态就是要问更全面的问题。“创意生态”提供一个系统、一个环境、一个条件、一个过程以及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种种关系，使我们有机会做出探询，并促使自己开启富有创意的旅程。
本书是一本“种子书”，当我们的眼睛与书中的文字相遇；当我们的想法与书中的想法共鸣；当我们的情绪被书中的情绪感染；当我们的精神同书中提到的那些人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发展这本书中的种种想法，并有可能产生新的想法。我们希望与更多人共同对“创意生态”这个主题进行自己的再创作。用书中的想法产生新的想法，并以自己擅长的“创意技能”对所形成的新想法予以表达，并与他人分享。
2008年1月，在《创意生态》英文版筹备出版期间，我们与约翰·霍金斯先生曾探讨共同创设一个“实验室”，以更好的发展和促进“创意生态”这个想法。为了给这一实验计划命名，共创了一个新的英文词“CRECO”，用以表达“创意经济”和“创意生态”的丰富内涵。为此，霍金斯还提出一个“点子”，用一个“·”在五个字母间不同位置点下去，就可分出不同的字母组合，以表达这个新词的不同含义。“CRE”代表“创意”、“ECO”代表“经济”和“生态”(本质上都有“节约”的意思)，“CO”则可以代表“协同”，连起来可表达“在创意生态中，协同创造有意义的新经济”。
当前文提到的安乐哲和郝大维(David L. Hall)把《中庸》翻译成英文时，用“creativity”（创意、创造性、创造力）作为“诚”这个重要概念的翻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译法”。遵从他们自己的感觉把“creativity”理解为“是协同性的创造”。进而指出“诚”不单单是“creativity”，而应该是“co-creativity”。他们做如此深刻思考的目的是想说“协同创造才是唯一的创造，而无中生有不是真正的创造，而是一个谬论，一个错误，是一个西方到今天才意识到的错误。”
接下来他们进一步追问“意义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对此，他们的意思是“协同创造关系才是意义唯一的来源”。用英语说就是“The meaning comes from the appreciation of co-creative relationships”，可以直译为“意义源于协同创生关系的彼此欣赏”。“协同创造关系才是意义唯一的来源”这也是贯彻在《创意生态》一书中的基本脉络。抓住这个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的中心思想。本书的翻译创作，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同样也是一个“协同创造”的过程。
对于这本“信息密度”极大而作者谦称的“小书”，我们的确感到是“越翻越厚”。本书最艰难的翻译工作由创意生态实验室发起成员林海完成，林海本人著有《英国品牌的启示》，并有多部关于创意与品牌建设方面的译作。本书带给译者的体悟都写在“译后记”中了。苏彤、傅晶、马辰雨等人对全书进行了深入的译校工作。马辰雨为本书绘制了章节起始页的插图，很为霍金斯先生所欣赏。傅晶对书中关键语义的敏锐感觉，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全书的内涵。苏彤对全书进行了学术辨析和润色工作。约翰·霍金斯先生的助理和中国区事务负责人陈叙女士自始至终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兰春晖、王文学、商薇参与了文字整理工作，张洁、毛彦彦、张扬进行了版式设计工作，其他为本书工作做过贡献的人还包括董佳羽、周建刚、苏刚、王雨、姚峣、王文利、杨玉凤等人。
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创意产业最早的理论与实践推动者，著名的创意产业思想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先生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这篇序言是阅读本书的开门指南和导向路标。此外，本书的出版还有很多应该感谢的人，但是，我们更要感谢愿意花费精力来了解“创意生态”思想的每个人。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此书结缘，加入共同营造“创意生态”的努力之中。
我们相信，天下所有人，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处，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写下的一段话，其实都不过“只是充分利用周围环境资源的个体，无论它是一些什么。我们需要弄清意义，努力提高，追寻美与精。但仅靠自己单打独斗却很难实现”。
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实验室（执笔：苏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