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Acknowledgements
本书将讨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英国掀起的创意产业热潮。
这个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所占比重虽然较小，但十分重要，
自从那时起，人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去规划、理解、促进和加强创意产业。
不仅是在英国国内，创意产业在世界各地也引发了类似的讨论。
人们都想用创意和创新来增加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他们会问：创意到底是什么？创意经济是什么？创意经济的原则是什么？有哪些规则？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创意的性质很难解释，当然也没有什么规则。
然而，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还是有一些好的政策工具。
本书的完成有太多的人要感谢，但我要特别提到BOP顾问公司的同事，
特别是乔·伯恩斯（Jo Burns）和保罗·欧文斯（Paul Owens），
以及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斯图亚特·坎宁安（Stuart Cunningham）
还有布赖恩·菲茨杰拉德（Brian Fitzgerald）和金麦克（Michael Keane）。
同时本书尝试把创意经济放在新的背景下讨论，
因此，我的第二个思想来源是神经科学、教育、城市设计和工商管理的新观点，
以及关于网络、系统论和艺术中思维。
起草《关于创意、创新和知识产权的阿德尔菲宪章》时的工作使我遇见了很多非凡的人，
在从事商业研究和生态学研究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我要感谢他们。
我还要特别感谢阿丽亚娜·班克斯（Ariane Bankes）、波罗那·菲娜（Bronac Ferran），
以及雅尼娜·爱姬（Janine Edge）和灯塔图书馆。
本书最直接的来源则是一项由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为中国的政府所做的“创意生态”研究项目。
我受邀在该项目中提供国际视野方面的内容，
因此，我有机会将故事从头讲起，但是从哪里开始说呢？
我们可以把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上溯到60年代，
进而到1945年的战后共识以及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
但这只是在欧洲，
那么美国、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让一个人从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待问题。
与此相比，美国人的记忆似乎有限得很，
（还记得《纽约客》杂志曾经宣称1993年是历史的终结吗？）
上海的这个项目使我有非常难得的机会来比较西方与中国的“创意生态”，
因此，我的报告成为这本书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感谢厉无畏，上海的贺寿昌、宗玉、黄昌勇、潘瑾、郭梅君，
北京的苏彤、傅晶、马辰雨及同事们，翻译林海，深圳的赵荔以及我的助理陈叙。
本书的第四个来源是我个人的切身体验。
任何人在写作关于创意的内容时，或多或少地都会依照自己的经验。
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也运用了自己在报刊、杂志、电视、电影，
以及当代艺术和摄影方面的经验。
众所周知，创意人士对于用理论来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丝毫不感兴趣；
学者们又常常为理论不能在现实中创造效益而困惑不已。
但在“创意生态”中，我的个人志趣和商业成功却相伴而来，
每当这时，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