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适应性头脑
生态学的心智模式
The ecological mindset
有一门科学对多样性、社群和适应性等内容给予特别关注。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kel）很喜欢造新词，命名了超过1000个物种。
他在1866年首创了“生态学”一词来表述关于有机体之间，
以及外部世界（那时“环境”一词尚未出现）是如何彼此关联的研究。
“为什么是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对此，生态学试图予以回答。
海克尔并未期望他的“孩子”有朝一日成为羽翼丰满的科学，但这次他错了。
1919年，他去世前成为第一个命名那场刚刚结束的争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
并把这场战争视为一次生态灾难。
海克尔的新词与经济学共用了希腊词根“oikos”，意思是“家”，
但在这里他指的是关于生存空间的“知识”，而不是管理资源的“规则”。
“生态学”是由植物学和博物学扩展而来的。
早期的博物学家专注于用显微镜研究鸟类和昆虫，
清点它们的数目，将它们装进盒子贴上标签，
很得意地展示那些蝴蝶标本和装满填充物的鸟。
生态学家则往后退了一步，试图从整体上了解每一种生物在其栖息地的情况，
并辨认出它们所适应的特殊“小生境”（niche）。
这种研究最开始针对野生动植物群（野生状态越纯粹越好），
后来拓展到所有动物，乃至从大草原到城市各种环境中的所有生物。
之后他们又将研究范围从同类群体（种群），
扩展到包含不同物种的群体（群落）以及社群与环境（生态系统）的关系。
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曾经谈论了一种智慧生态，
他将自然置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并命名为“深生态”（deep ecology）。
总的来说，生态学家想知道其研究对象为何生存在当前这个地方，以及怎样生活。
实际上这些普遍性原则和我们息息相关。
所以，生态学家是专门研究“系统”和“关系”的。
其实，有些人经常将“生态”和“系统”两个词混用。*4.1
当科学家们把注意力从部分转向整体系统的时候，生态学诞生了。
这些观点对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
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网络反馈理论，
以及互联网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生态学家们据此发现动物生存栖息地的系统法则。
在20世纪40年代，代表人物雷蒙德·林德曼（Raymond Lindeman），
描述了生态系统是如何通过基于能量流的消费链运行的。*4.2
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无机物（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基础物种（初级生产者）采集能量资源并转化为生物量（biomass），
随后被其他生物（初级消费者）所消费，而它们反过来又被另外一些生物所消费。
分解者将死亡生物的机体转化回基础营养物质。
因此，当大马哈鱼游到阿拉斯加河流产卵时，
熊就会去抓它们来吃，同时还抓挠河岸，松动河床的土，
于是鱼的尸体深埋于土中，氮也随之被注入进去，
土壤给松树提供营养，松树又正好为熊遮风挡雨……如此循环，生生不息。
我们需要用包容和整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系统。
当生态学家观察一条河流时，他们需要对这条河流中的所有生物进行了解，
（从幼虫到鱼和栖息的鹭）以及在上游向河里倾倒废物的工厂。
他们需要了解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和工业制造等领域。
在所有自然科学中，生态学提供了大多数“工具”来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环境危机。
由于包含了对“自我”和“感知”的觉察意识，深生态学与创意有很紧密的关系。
阿恩·奈斯常说，深生态学的关键就是要问更深层次的问题。
深生态学与道教和佛教都有关联，并探索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共性，
他们各自在试图弄清这个世界的奥秘，努力创造或发现新的东西。
对于这些东西，用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的话说，
就是“整体的、全部的、和谐的和美丽的”。*4.3
我将从四个方面来讨论与创意和创新相关的生态学思想：多样、改变、学习和适应。
我认为应当谨慎地把生命科学运用到人类行为上，尤其是运用在人类信念方面。
例如，“生物进化”是一种经得住实验证明的理论，
然而“观念进化”则至多只是作为某种社会构想的隐喻。
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指出大多数现代科学其实都是隐喻，
就如同艺术家们相信抽象就是现实一样，这一观点使我深受鼓舞。
多样
Diversity
人们会因为发现新的物种或环境而感到兴奋，对我们来说“新就是好”。
我们喜欢发现和了解这个世界，尽管每周都有很多物种从地球消失，
我们仍然因其惊人的“种类繁多”而感到欣慰。
“变化多端”是生活的情趣所在。
早期的植物学家们被动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所打动，
而达尔文将此视为自然界最伟大的成就和最庞大的资源。
对多样性感到快乐并非普遍如此。
当猫头鹰出来寻找猎物时，玉米地的田鼠决不会喜出望外。
田鼠困惑地发现，有些人认为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并保护它们的巢穴，
但人们却不喜欢田鼠，而且设陷阱捕捉它们。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热爱有时来自于我们作为捕食动物的天性。
毫无疑问，如果熊开始过度繁殖并将人类当成晚餐，
我们就会改变对熊的态度。
当我们衡量生物多样性时，不仅要考虑物种数量，
还要考虑物种与能量链中其他上下游物种之间关系的多样性。
生态学家认为多样性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指标系统，
可用于衡量一系列的各种可能，而不是任何单独物种个别成就的标志。
“多样性”增强了未来“改变”和“适应”的可能。
我们可以在农村看到多样性带来的影响。
种植多种作物的农场远比种植单一作物的农场要兴旺，
因为间种的方式可以让土壤更肥沃。
同样道理，多种牲畜混养对农场也有好处，
在不同季节，土地有时耕种，有时积肥。
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作物轮种和牲畜混养相结合，
因为动物的饲料和排泄物可以使土壤富含养分，
而牧草的副产品，如干草和麦秆等，可以为牲畜提供饲料和草垫。
传统农民都是再利用种子和产品循环的专家。
（针对转基因种子的反对意见之一，就是其专利人故意让种子“绝育”而无法再利用）
当一种农作物收成不好或价格下跌时，庄稼和牲畜的种类越多，农民生存的机会就越大。
尽管“混合型农场”在规模效应上不如“单一作物农场”，
但它更灵活、更多产，更可持续发展。*4.4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种养了不同作物和牲畜的农场，
都需要各种作物培育或牲畜饲养的不同知识、态度和技能。
劳动力群体将具备多种多样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处理方式，
这样的群体将比那些由思维相近的人组成的群体更强。
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学习，
如果一种方法失败了，还可尝试别的方法。
这就不难理解“文化”（culture）这个词，
最初是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ticulture）这两个词中出现的。
正是文化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
一是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包括信仰、道德、礼仪、服装、食物等等，
二是作为艺术或美学意义上的文化。
我们在人类自己这个物种中，发现了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文化。
从最宽泛的层面看，我们将自己分为种族、民族、部落和族群。
许多年以来，“种族”（race）是人类的基本单位。
（《公告牌》杂志1947年才将种族音乐类别改名为“节奏和布鲁斯音乐”。）
如今，“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组则变得更为常见。
著名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使“族群”这个词，
比“种族群体”（racial groups）的使用更加普遍，
因为他感到无法辨别人口之间的种族差异。
赫胥黎认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种的作用与物种变异对其他物种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文化多样性使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现实中的千差万别，
也激励我们想象出可能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未来。
文化多样性体现在我们形成模式和概念，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语言的方式中。
它影响我们决定哪些内容保持私密，哪些可以公开之间的社会边界。
它影响到性别差异，再而影响我们觉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表露自己的性取向。
理查德·佛罗里达将一个地方对同性恋的容忍程度，
作为该地区对于创意阶层支持程度的主要指标。
部分原因是同性恋者在人口中的比例，似乎是衡量创意经济的准确指标之一，
还有部分原因是它比较容易量化。
一个宽容的社会欢迎（或至少包容）不同的历史、文化、观点、信仰、风格和语言，
并接受不同方式的思考与想象。
因此，“多样”是“改变”的源泉，也是加快改变速度的主要调控器之一。
改变
Change
生物演变的主要模式来自由达尔文和华莱士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进化论，
该理论也得到了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等人的支持，
这个观点指出进化来自于习得特性的遗传。
达尔文和华莱士分别各自观察到大自然“了不起”的多样性，
发现同一父母生下的后代会具有不同特性。
他们还看到，能存活的后代数量只占很小比例（生存斗争）。
接下来，理论发生了飞跃，他们推断如果以繁衍能力（即适者生存）为标准，
对于艰苦环境更适应的物种存活几率更高，
随时间推移，这种随机变化的“非随机选择”，
通过遗传将导致新的变异甚至新物种的诞生。
达尔文和华莱士不知道同时代的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
已经通过豌豆实验证实了遗传特征的存在。
数十年后人们才发现孟德尔的工作成就，遗传学于是成为进化论的重要组成，
当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如下观点后更是如此：
进化的发动机是基因，而不是生物体。
是基因（复制器）利用生物体（载体）进行进化，而不是相反的其他方式。
在不忽略遗传“基因型”（genotype）的前提下，
关于“表现型”（phenotype）在进化中的作用依然争议不绝。
“表现型”是指由基因决定的身体特征（包括那些通过文化获得的身体特征）。
新的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更加重视“表现型”，
认为我们的头脑（minds）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超过了严格的达尔文主义论述以及道金斯所允许的尺度。
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他指出进化并非产生于连续的发展过程中，而是在打乱了平衡的“突发”中。
另一种类似的理论是来自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或行为心理学，
他指出进化发生与人口水平有关，并会影响社会状况。
他认为人类之间的慷慨分享行为无法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来解释。
是否存在某种和创意有关的基因呢？
由于创意过程的复杂性，可以导致某种所谓有创意特征、独立的基因肯定不存在。
不过，倒是很有可能存在一些基因序列，
会使人们更容易拥有推理、记忆和空间感等辅助创意的特征。
比如表观遗传学的研究中分析了影响到一个基因打开或关闭的某些标签或标记，
以及那些在不改变基因序列情况下的遗传特征。
这些研究表明：通过某些方法可能使人偏向于具备创意特质（creative traits）。
但是制造可移植的“创意基因”或者某种“创意神丹”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将创意过程（creative process）隔离开来的难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力量都集中在身体特征上，
身体特征的遗传过程更简单，研究成果的回报也更大。
例如国际奥委会自2001年开始就一直对使用基因兴奋剂进行严格检测。
显然，采用基因兴奋剂提高创意水平还行不通，
相对来说，其他方法也许更有前途。
达尔文式进化让我们拥有了相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很大的大脑以及很强的语言这两种可能产生于同一时期的能力，
这是一种让我们能够独立思考，以及发明创造的基本能力。
但是这并不作用于我们所思考的内容，
或者我们把什么留给我们同时代和后代的人。
传递（transmission）的过程不同于遗传的过程，
将“生存斗争”推导为“观念斗争”是一种固执而愚蠢的错误认识，
错就错在忽略了我们分享与合作的行事方法。
不同于生物界将增加的生物门类发展为独立物种的进化过程，
文化变革是通过借鉴与混合来完成的。
生物进化是孟德尔式的（遗传的、数字的），
文化变革是拉马克式的（学到的、模拟的）。
仅仅从大脑和其他身体特征来看，我们并不独特，
大部分身体特征在其他动物那里都可以找到发展得更好的范例。
人类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的头脑和精神世界。
人最擅长的就是文化：创造文化和表现文化。
这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文化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而这种习得的特征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基因，也无法通过基因来遗传。
理查德·道金斯对遗传和学习之间的差别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人类第一个设计喷气发动机的工程师将旧螺旋桨发动机扔到一边，重新开始设计。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他在‘进化’喷气发动机时受到旧的螺旋桨发动机的限制，
只能在原有设计上一个螺母一个螺母地改，一个螺栓一个螺栓地改，
他最终能搞出什么东西！”*4.5
“智人”视神经的进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好例证之一，
这种进化发生在非洲热带大草原上，经过了数十万年以上的演变，
使得“智人”能够在被天敌看到之前辨认出这些天敌。
不过从那时至今，我们的视神经系统变化不太大，
从进化的角度说，昨天我们还处于草原中。
但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创造和理解视觉图像的能力，
在个体生命过程中变得十分迅速。
想想立体主义曾在20年内繁荣起来就不难理解这种改变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抽象艺术带来的震撼力，
来自于我们在生物学上进化了的眼睛和个体所学到的感知能力间的不一致。
（这里可没有贬损抽象艺术之美或艺术家成就的意思）
电影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的眼睛进化到更高阶段，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就不再会被每秒24帧画面所愚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整个电影行业也就完了。
但幸好成熟的数字电影和生物识别显示技术，
肯定会在我们眼睛进化之前被发明出来并取代电影胶片。
不过，对“目的”和“意图”的探讨就成麻烦事了：难于界定，难于分辨。
达尔文进化论只是告诉我们物种如何更好地去适应一种环境，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更大的指导意义。
细菌和猿对它们各自“小生境”的适应程度是一样的，
他们都以越来越特别的方式不断进化，直到灭绝。
道金斯说，那种“以生物进化过程表示人类进步”的论点是个臆断。
打个比方，当一位艺术家在画布上留下一笔时，艺术就“进化”了。
但如果据此就说，这是导向任何已知目的的进步，就显得太主观了。
关于这一点，古尔德（Gould）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做了一个有趣比喻。
他说，某人可能认为拱门做成这样，只是为了支撑艺术家放置很多马赛克的拱肩。*4.6
但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是拱门，拱肩上的马赛克只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
很美，但美是个可选项。
学习
Learning
那么，我们怎样利用和改变我们自己生态学意义上的“小生境”（ecological niche）？
我在本书引言中提到，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我们和别人的想法、信息与知识。
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这么做呢？
我们有能力去解释外边发生了什么 ，并选择自己的适应性行为。
这是令人高兴而且也是很有价值的。
可以再将学习与遗传进化做个比较。
我们只能继承而不能改变自己的DNA，相比之下，学习则是模拟。
我们可以学习想学的部分，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来学，还可加以改变。
我们可以选择变得精致讲究，也可得过且过。
我们可以说，“找到了！”（Eureka）或者说，“好吧，试试也成。”
我们可以向父母学习，也可向任何人学习，甚至是向自己学习。
重要的不是想法从何而来，而是如何去用这些想法。
通常，由于“学什么”和“如何去运用所学的知识”都由自己决定，
因而并不能保证我们所学是对“原始版”的精确拷贝，而且经常恰好相反。
我们可能有意无意地误解了最初的意思，
只是从一大堆东西中挑自己感兴趣的，我们可能正确也可能完全错误。
但是，把事情搞错（不正确的）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失败的）。
艺术和科学的全部历史，充斥了各种做“错”事的人，
倘若他们足够机敏，就能利用失误创造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正是经历两次失败实验发现了免疫机制。
在某次试验失败后，他要求助手再做一次，然后就去度假了，
但助手却没有按照他要求的方法去做。
当巴斯德回来后，却聪明地意识到这两次“失败”揭示出新的真理。
我想阐释一下教育、培训和学习之间的差异。
教育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年龄段所设立的教学制度。
就内容和方法而言，即使各国的教育在课堂实践中有所不同，
至少多数国家由政府规划的教育体系也非常相似（少数宗教或极权主义体系除外）。
所有教育体系都教些创意内容，但小学以后，大多只局限在艺术和讲故事等小范围内。
几乎没有一所学校将“传授创意”作为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构成要素。
因为如果这样做，在老师和家长那儿都会感到困扰。
培训可以教会某些为职业做准备的技艺，涉及从语言到生存技能和专业资格。
政府参与到培训中，因为他们希望国民掌握一些技能并具有竞争力，
但大多数培训课程是由私人机构提供的。
然后谈谈学习。
当你问一些人，他们是怎样懂得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所长，
除了专职学者，几乎所有人会说通过经验、朋友和同事以及阅读和交谈。
他们不是被教会的，而是学会的。
学习是一种个人的、多样化和无止境的行为。
具有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的特点，而且往往要自筹资金。
只有教会我们如何学习，教育才是有用的。
学习是我们自己为了理解而做的事，教育是其他人对我们做的事。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说：“智者自省其身。”
如同动物离不开食物，或发动机离不开燃料，
创意头脑（creative mind）如果不从他人或自己身上学习，也将消亡，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说：“四平八稳是一种死亡。”
拒绝新知识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那他就相当于死去。
英国的汽车制造商们消亡于20世纪70年代，
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已经没有更多可学的了。
19世纪60年代，英国凭借时髦的青年文化而闻名，
但这种创意的、激进的时代精神，
并没有渗透到莱兰汽车公司以及在伯明翰和考文垂其他厂商的经营中，
他们失去了与环境的联系，因而开始走向破灭。
福特公司推出柯蒂娜（Cortina）车型六年之后，
莱兰汽车公司还没有推出新车型与之竞争。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这个国家当时还没有以创意闻名），
已经比伯明翰或底特律的汽车厂家更准确地捕捉到英美买家的口味。
由于德国的工业始终非常发达，而且能够吸引很多年轻的毕业生，
所以大众、奔驰和宝马品牌一直经营的很成功。
而英国的汽车品牌大多已经被美国、德国、中国和印度所收购。
进入21世纪后，拥有罗孚和MG品牌的上海汽车集团，
这家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当年的英国公司更具冒险精神，
他们积极地同设计师进行合作，有力刺激了本地市场的需求。
学习时，要广泛“撒网”。
当一家英国房地产公司问我对下一个十年的看法时，
（这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周期，同实际的业务或时间没有太大关系）
我请他们的高级经理们写下自己的想法，我只得到了一份很简短的清单。
随后，我让他们要求公司的每个人写下自己的想法，这份清单就好多了。
再之后，要求所有供应商写下想法，于是得到了一份充满奇思妙想的清单。
最后，我让他们请竞争对手写下想法，
结果拿到的是一个全面而综合的清单，上边的内容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要学会让自己有意外发现。
1889年7月，当梵高创作 《星夜》、《麦田》、《有丝柏的麦田》、《文森特的卧室》等作品时，
在阅读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为什么读这些呢？
他自己写道，“因为我对这些戏剧知之甚少。”*4.7
关于学习能力，印尼外交官苏查特莫科（Soedjatmoko）有一个很到位的说法。
他认为，每个社会群体中那种特别的学习渴望，
比其他任何政治、金融或技术因素都更加能决定它的发展。
为使这种能力最大化，他认为“人们应该在更高个性化水平的基础上高效合作”。*4.8
北欧国家令苏查特莫科印象特别深刻。
经合组织（OECD）年度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
通过对56个国家水平的衡量，多次把最高奖颁给芬兰，
因为芬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和人均创新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
对于之所以获得最高分，芬兰人自己认为，
主要不是由于拥有卓越的职业素养和教室的大小（苏查特莫科所指的技术因素），
而是他们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性格，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自我改进愿望，
换句话说，他们有学习的渴望。
丹麦则率先开创了各种“整体学习社区”（holistic learning communities），
如以混沌学、自组织和实践社区为基础的“混沌导航”（Kaospilot）商业课程。*4.9
将能力相当的人组成小组可以使不同的人互相学习。
20世纪初，英国人用开口的瓶子送牛奶，
有些鸟，特别是知更鸟和蓝山雀，慢慢地学会站在瓶子边上啜饮瓶口的奶油，
这一行为导致其消化系统发生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乳品公司给瓶子加了个铝盖。
没过多久，蓝山雀就学会了如何用嘴穿透铝箔，
但知更鸟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原因是蓝山雀是群居鸟类，而知更鸟是独居鸟类。
我们可以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
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竞争对手、陌生人，而不只是老师。
“共同目标”学习计划的创始人朱莉娅·米德尔顿（Julia Middleton）说过：
“不要向那些认为你想法好得不得了的人征询意见。
你应该去跟那些好挖苦人的家伙谈谈，才知道反面意见是什么。”
她采用试错法（trial-and-error）进行工作。
神经系统科学家爱德华·武尔（Edward Vul）和哈罗德·帕斯勒（Harold Pashler），
在一个名为“在人群内”（The Crowd Within）的实验中表明，
当回答一个问题时，那些被允许给出两种推测的人，
其得分比那些只能做一次推测的人要高。*4.10
他们让一组人回答两个问题，然后马上问其中一半人同样的问题，
三周后再问剩下一半人同样的问题。
他们发现，对于马上被问第二次的那些人，第二次回答比第一次回答的准确率高6.5％，
对三周后被问第二次的那些人来说，准确率则高出16％。
正如作者所说：“强制性的二次推测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这也是“群众智慧”（wisdom of crowds）的一种表现。
编程人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看的越多，漏洞越少。”
人们的头脑通过试验和修正来学习。
学习是通过思考进行的。（Learning by thinking）
学习的好处之一就是不受场所限制，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教育的象征是学校的教室，里面有一个老师站在讲台前，学生在课桌后成排坐着。
学习的象征是大脑，因为学习是一种“头脑态度”（attitude of mind）。
我们可以通过与人们相会、相知及相互合作来增加大脑得到锻炼的机会。
“创意生态”要有系统增扩，通过场所、组织和各种事件来促进相互交流合作。
“创意生态”系统应该有正式机构，包括教育、培训和研究场所、图书馆与博物馆，
以及许多可供人们相会和交流的非正式地点和空间。
要有人们可以自由往来的市场、咖啡馆和俱乐部。
这里将会有意气相投（sympathetic）的社会环境，
让我们可以向任何人，从任何地方学习，而不用担心受到无端限制。
这里将会有一个支持学习的政府，支持在专设的教室和普通的生活中学习。
这里将会有知识产权规则，好学者能够学习，没有不公平的禁令。
公司应当不仅让管理者做决策，
也应当同时鼓励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所有人贡献他们的知识。
采用与个体学习相同的方法，于是组织就变成了“学习型组织”。
无论是在实验室、办公室、工作室，抑或是咖啡厅，
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交谈与对话。
适应
Adaptation
我们相互之间或与其他物种之间很难建立完全不相往来的中立关系。
在一个栖息地内，每种生物都通过彼此相关的一系列行动，
使自身和环境二者都得到适应，以改善其“小生境”。
生态学中“小生境”可不是一个市场营销术语的小子集，
而是任何发生过适应行为，以便更适合某种生物的栖息地。
有人也许会说一个栖息地就是个“关系场所”，
因为“小生境”是栖息地与生物之间系统关系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往往有利于有机体的发展。
关系的类型众多，从无意识的模仿，到社区分享和更为公开的协作和竞争都有。
这些方式可以用从有意识到无意识、友好到不友好的维度进行区分。
在这里，我准备探讨适应关系的四种模式：模仿、社群、合作和竞争。
模仿
Imitation
模仿是一种最简单、最快捷的适应方式（forms of adaptation）。
我们不断地“模仿”如何做事以及如何不做某些事（这同样重要）。
我们模仿家人、同事、竞争对手以及同辈中地位比我们更高的任何人。
我们的模仿行为或许更像是恭维，而非通常理解的学习。
孩子们常常模仿他们的父母，但并不了解那些事情的原因。
再后来，老师也利用我们这种仿效的天性（copying instinct），
来指导我们如何阅读、写作和做事。
当我们真正明白行为背后的目的，模仿就成为一种更加有力的工具。
如果我们看到艺术家画苹果的时候，只是简单模仿一下他的动作，
而不知道他在画什么，或者，实在不理解绘画是什么，
那我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在稀里糊涂地挥动手臂。
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艺术家在画什么，就会开始看出他绘画动作背后的意义。
如果我们同时注视“画”和“苹果”，我们将开始学到一些东西。
随后如果试图仿效这个过程，我们就开始成为一名艺术家。
想象一下，我的左边坐着一位画苹果的艺术家，右边坐着20名学生，
我试着临摹艺术家的画，而旁边的学生们再仿效我所临摹的画，
以此类推，那么第二十个学生所画出的东西就很难说像个苹果了。
同样，如果我尝试画苹果，我旁边的学生再临摹我的画，
他旁边的学生临摹他的画，以此类推，第二十个苹果也还将会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都试一试仿效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不断检测我们将苹果与作画相对照的努力，并尝试理解这一过程。
那我们最终所画将会像一个苹果。
只有当我们仿效的是过程而不是作品的时候才能做得最好。*4.11
当理查德·道金斯在写《自私的基因》时，
越来越意识到另一个复制者在通过某种载体来传播自己的讯息。
他说，当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一位同事时，他开始意识到“模因”的存在并感到困惑，
“音乐、想法、广告语、时装、儿童游戏、信仰和制作陶罐的方法”是怎样在社群中传播的？
他从“迷因”（memetics）或“模仿”（imitation）中发明了新词“模因”（meme），
来描述“想法”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
尽管人们通常更喜欢用“进化”一词来作为社会变革的隐喻，
但病毒学、流行病学以及传染病的传播方式等也许能提供更切题的模式。
模因的特点是：它们可以在人们对其进行编码和解释之前就开始传播。
它们被获取、完成、传递和模仿的过程是瞬间发生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每一个可辨识的事件都大体一样，但总还会有些许差异。
生物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提出了一种技术模因，
即所谓“特因”（teme），“特因”就是通过信息技术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模因。
她说信息通过书籍、电脑和互联网的传播，构成了一个新的“混合-匹配”进化过程。
并指出我们很快将拥有一种特因机器（teme machines）：
“特因机器可以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复制、改变和选择信息的三个过程。”
这呼应了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信念，
即计算机代码已经悄悄地成为一种“私人法律”（private law）。*4.12
布莱克莫尔的第三复制者理论，尽管缺乏证据支持，但是具有很强的隐喻性。
社群
communities
如果觉得自己和正在模仿的人都属同群，那么模仿就更容易进行。
如我们已知群居的蓝山雀能够喝到牛奶，而独居的知更鸟却很渴的例子。
知更鸟即便懂得这是另一物种的成功行为，也不会想去仿效。
环境中有同类生物会更易吸引后来者（这种现象也称为“互助性”或“共生性”）。
在一个更普遍的基础上，共同生活的群体数量越多，则越能满足个体需要。
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是最具社会性的动物，它们拥有高级的互助形式（mutual aid），
在这些昆虫群体中，兄弟姐妹间比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更亲密。
我们来看看白蚁，几只白蚁聚在一起确实啥也干不了，也活不长。
但当数千只白蚁聚集起来，甚至可以建造的带空调系统的蚁穴，令人叹为观止，
其效率和生态优越性比任何人类已开发的类似系统还要高。
这种高效并非来自规模效应，
因为许多大型动物群体，包括人类在内，更大规模只会导致更多暴力行为。
其成功之处应被称作“互利共生”，而不是“协作”，
因为每个白蚁绝不会意识到它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如果真的可以称为选择的话）。
白蚁之间并不是在合作，只是下意识地作为个体行动。
它们也许代表了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关系，
生物体互助共生在一起，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共同的纽带。
牧场上有很多动物不停地吃草，牧草因此被修剪而获益，得以茁壮生长，
但是牧草和动物之间并不是以通常理解的方式在协作。
束腰甲虫为了让卵能够存活，会去修剪它产卵的合欢树，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实际上延续了合欢树的生命，以及其他甲虫的生命。
（完成修剪后，她就立即落到地上，死掉了）
当我们试图理解人类为什么享受与其他人的共生关系时，
能够说我们可以完全认识它们吗？
群居生物体数量如果太少就会产生反效果，某些生物低于一定数量就会消亡。
类似蚂蚁和其他非常社会化的动物无法单独存活，
卫生工作者运用这个原理来控制虫害。
非洲人通过减少舌蝇数量的方式来降低昏睡症的发病率，
中国人则通过消灭田螺以控制南方的血吸虫病。
无需消灭所有田螺，只要使其数量低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不能繁衍了。
“互助社群”是以领地或“小生境”为基础的，这样的社群早就存在。
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一百多年前在《互助论》中所表明的。
但“创意生态”中的“小生境”，则不完全相同，
它反映了创意过程中的那种更私密、不固定和易变的特性。
“小生境”是排他的，虽然人们可以在不同“小生境”间流动，
但同一个体很少同时属于不同的“小生境”。
每一领地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语言、结构、奖惩制度、服装、礼仪与道德标准。
丹麦社会学家艾蒂安·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了类似的“实践社区”的观点，
这种“实践社区”是指人们通过共享某种意义而聚在一起：
“当人们追求共同的事业，他们就制定一种共同遵守的“做法”，
即采用共同的做事和待人方式以达成其共同目标。
随着时间推移，由此产生的“做法”就成为一种可被辨别的纽带。”*4.13
如果我们看看知名创意人的“创作腹地”（hinterland），
常常会发现那些地方是多种领域经验的混合。
发明家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被做为艺术家、设计师和工程师，
同时运用来自这三个方面的经验。
他看到工业锯在切割新木材时锯齿没有被阻塞而受到启发，发明了无尘袋吸尘器。
戴森花了5年时间设计了5127个原型之后，成功的设计终于诞生了。
他是一个典型的将创意、创新、工艺和工程无缝衔接的最佳制造者。
日本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Miyake）在他的服装中，
也同样将面料、化学品和色彩等各种知识与他敏锐的美感相结合。
在2007年，他请戴森来设计秋季时装表演T型台，后来还邀请参与服装设计。
像戴森和三宅一生这类人，将任何东西都视为灵感的潜在来源，
把一切都看作是“游乐场”（playground）。
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让那些人所共有的东西“物尽其用”，
就如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描述的：
组织公共资源来为公众利益服务。
与此相反，英国的汽车厂商则是“谷仓心态”（the silo mentality）的典型
对其周围环境毫不觉察，对身边发生什么也视而不见。
许多人生活在一个叫“艺术”或一个叫“科学”的谷仓中，他们互不欣赏。
（尽管C. P. 斯诺说英国有“两种文化”后，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4.14
戴森和三宅一生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
那就是完全开放，在互助共生环境中向对方社群学习。
“苹果”和“微软”都是广受赞誉的创新者，
但它们的创新都具备全面引借、跨界培育与内部研发并重的特点。
其核心思想和软硬件大多由其他公司原创，然后通过授权或购买的方式使用。
iPod许多部件都由别人开发，微软视窗开发许可费为2.5万美元，后增到7.5万美元。
重要的不是你想法从何而来，而是你打算用它们做什么。*4.15
在iPod事例中，苹果公司不仅改变了其所在的电脑领域，还改变了音乐领域。
音乐行业多年来已失去与艺术家和听众们的联系了。
现在这个通道已完全打开，人们可以创建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个领域能使人们以其希望的方式，
在其希望的时间获得想要的内容，并按其希望的途径支付。
苹果公司的变革不断适应了变化不定的“小生境”。
协作
Collaboration
第三个关系是协作，即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有意识地在一起共享明确的已知好处。
这超出了“互助论”（mutualism）和“利他主义”（altruism）的范畴，
这种协作是明确的，且可后天习得，参与者十分清楚其交易的目的。
它源于社群，但超越基于社群的“互助”，更聚焦在两个或多个特定主体间的约定安排。
同一个社群或领域中的人们除了分享经验，还可发挥近便之利，以助长协作进程。
协作的普遍增加，削弱了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由浪漫主义作家和个体发明家，
通常是由男性主导的艺术和科学范式（paradigm）。
新的范式是企业家对创意进行巧妙的编排组合。
我们可以再次梳理几条不同的线索。
因为现实原因，艺术领域中合作常常是必要的，
20世纪所发展出的大多数最流行的文化形式——
包括电影、广播、电视、杂志、流行音乐和爵士乐等都要靠协作完成。
计算机代码编写和信息网络设计与数字媒体创作更是如此。
在过去20年出生的人，不仅天生与多媒体时代契合，而且本能的具有协作性。
另一条线索是人们对系统和“自生性思想”日益增进的认识。
在系统思维中，没有哪个部分可以清楚地表达或代表整体。
不能从单一角度去理解“自生性思想”，它来自于整体。
对他人开放并试图理解整体，是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协作是更高效、更快速和更容易成功的方式。
它更有可能实现预知的目标，或许更重要的是，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学习体验，
在体验过程中，新的想法不断产生。
当人们为某个新想法而努力时，其竞争力就会变得和别人一样，
因为创意是新颖的，我们每次都要把自己的想法摆出来，
因此这种竞争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而且会很激烈。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不停地观察别人正在做什么来“缓和”竞争。
查尔斯·莱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在他的著作《我们思考》一书中，
对现代的协作进行了总结：
“基本论点很简单，大多数创意都是通过协作完成的。它结合了不同的意见、学科和对新方式的洞察。创意协作的机会一直在扩大。归功于通信技术的发展， 参与到创意对话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更多的人有发言权，并使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便利。因此，我们在积极开拓大规模创新和创意的新途径。我们无需通过一个 组织就能够将自己组织起来。”*4.16
协作并没有消除个人的天赋或忽略“灵光闪现”的时刻。
它没有忽略音乐家或设计师突然意识到如何实现自认最理想效果的时刻。
但它确实解释了多数人用什么方式可以达到这一点。
牛顿有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句话的确与其原则相符，因为这句话也是他借用的。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追溯了这种说法的渊源，
而且至少追溯到12世纪的神学家查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那里。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说法更有趣：“哦，傻瓜，试着把你放到自己的肩膀上吧！”*4.17
竞争
Competition
第四种关系是竞争。
在描述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争夺时，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到了竞争、搏斗、敌人、战斗甚至战争。*4.18
这些描述反映了十年前丁尼生勋爵（Lord Tennyson）的思想，
他将自然描述为“血红的尖牙利爪”。
达尔文的用词和他关于进化的主要观点是分不开的，
今天往往被用于说明和解释人与人、公司与公司，
甚至国与国之间那种决一胜负的冲突竞争。
但是，生态学对于竞争的理解比达尔文的表述更加微妙和有趣。
两个生物体可能因为相同的资源而竞争，但这种竞争可能是和平的，
而且很可能在竞争发生时彼此并没有意识到互为对手，
这就削弱了产生真正意义上冲突的可能。
例如，两只动物可能会因为同一个水源而竞争，
如果一只喝水的话，另外一只就不能喝，
但它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喝。
“创意生态”中的竞争在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上进行。
内在竞争产生于人希望通过有个想法去努力产生可能的最好想法。
这种内在竞争一半来自于他自身以及对于他人的理解，
另一半来自他为达到自己美学和风格方面的内心标准而做出的努力。
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人们往往需要通过协作来同自己“竞争”，
以达到自己认为可能实现的意图。
当我们将自己的想法“投产”时，
就必须满足新颖性、意义性和实用性等外在要求，并争取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这个时候所谓竞争与通常的商业实践十分接近。
在市场理论看来，竞争被视为催生多样性和新颖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为公司需要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与众不同。
这是“创意自由的发展需要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所看到的。
重新设计世界
Let’s redesign the world
现在流行用“eco”作为“绿色”或“环境友好”的意思，
这虽然是件好事，但有时会造成一些误导。
毁坏大草原的舌蝇和在市中心驾驶四轮驱动越野车的人，
同为犀牛做清洁的食虱鸟和喜欢骑自行车的市民一样，都是“生态”的组成部分。
当然这种流行的“生态修辞”（eco-literacy）还是值得肯定的，
代表了对环境的新关爱，或者说某种发达国家久违的感受。
源于我们认识到，看起来为大家服务良好的人类生态系统，
其运行状况实际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适应能力。
不可否认，如今的科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自然，
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的知识和技术进步上看到。
但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主流科学界过于“还原主义”，过于注重事实和数量。
这种由伽利略、培根、笛卡尔和牛顿所开创的传统，
使西方在技术和创新上成就卓越，并使其他国家紧紧追随，
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将“感觉”和“品质”边缘化，并通盘甩给了艺术。
现在艺术又回来了，或许“生态的创意”（eco-creativity）就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回潮的不仅有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还有来自量子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专家。
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说，尽管物理学开创了新范式，
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是生物学和系统论，他说得好：
在20世纪中，人们的认识从机械论到生态范式的变化，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以不同的速度来完成。这不是一个平稳的变化。它包含了科学革命、 对抗和摇摆不定。这可以用混沌理论中的混沌钟摆来说明。这种摆动似乎是重复的，看起来不是十分随机的，但是却形成一个复杂的、高度组织化的模式，这也许是 当代最恰当的隐喻。基本的矛盾存在于部分和整体之间。强调部分的理论被称为机械论、还原论或原子论，强调整体的理论被称为全面的、有机的或生态 的。*4.19
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重复”和“创意”之间的差异。
（正如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所述）
用同样的风格，物理学家大卫·海森堡（David Heisenberg），
曾告诉他的学生要将世界看成音乐，而不是物质。
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的理论是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自然界中无破缺且不可分的运动；
人的经验与这一运动的不可分割性；
以及识别该运动中‘适合’与‘善’的不断变化之含意时，对艺术与科学感受力的运用。”*4.20
在2007年，巴厘岛全球变暖首脑会议上曾有一个对峙。
发达国家希望各国政府制定同样的减排指标，
但发展中国家则提出自己的标准要低，这样才能与其工业化水平相适应。
它们认为，美国要为大部分污染负责，应首当其冲大力减排。
与会者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重新设计世界：
设计一个更加真实、真诚和精致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一半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另一半人却因为肥胖而感到困扰？
谁需要这种浪费、压力巨大、拥挤、耗费资源的世界？我们本可做得更好。”*4.21
我们又回到国家的学习能力和寻求“创意生态”的问题上。
玻姆说的“我们用科学和艺术识别含意”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照常规的“用最低水平能耗与功耗来运作”的观点出发，
“创意生态”并不一定非要具备“可持续性”，这不是它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持续性”的意思是：
最大限度利用今天的潜能，而不使后代同样做时受到限制。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纯物理的环境中，
极简主义（minimalism）可能是明智策略。
但在“创意生态”中，因为资源无边无际，所以它就有些不合情理。
我们需要的是在“各种观念的融合一致”与“个体声音的自作主张”间取得新的平衡。
一方面，“创意生态”将显示出分享、联网与协作的强大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地方来容纳差异和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