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前行之路
THE WAY FOR WARD
壮大的创意阶层
Growing talent
如果在创意生态中，想象力与学习比实体资源更重要，
那么它的“增长模式”（growth model）是什么样的？
我们怎样才能进入创意生态？
正如生态学本身所提醒我们的，
生命复杂、微妙而精巧，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自然平衡（我差点写成了“权力的平衡”）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人口数量、食物或能量投入上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膨胀或最终的衰退。
什么是增长？它是如发现之父海克尔和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
事情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逐渐走向死胡同？
最接近的理论是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这本书写于1911年他生活在奥地利期间。
其理论以托尔斯坦·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为立论基础，
随后他移居美国，从而获得研究这种现象的第一手资料。
熊彼特指出，经济增长并非取决于金融资本积累的多少，
而是取决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他同时指出大多数新想法会遭遇失败或被取代。
资本主义为了创造新的生意需要摧毁旧的事业，
就像森林大火使丛林生态得以更新一样。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之处，
并不在于开放市场的资源配置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而是因为在创新上的多样性、改变与学习更具有效率。
熊彼特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供求关系总是围绕均衡点而调节”的假设。
他认为均衡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结构，在现实中不会发生。
他更关心的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过程。
35年后，移居哈佛的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
他在书中写道，企业家型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
必然鼓励独立的理性思考和成本效益分析，
从而将产生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阶层会破坏并最终摧毁资本主义。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看法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一致，
并开创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思想先河，
作为哲学家和音乐学家的阿多诺著有《文化工业：启蒙即瞒众》一书。
熊彼特相信，资本主义在不断散播毁灭自己的种子，
他对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观察，
无法使他相信这些人会是好心肠的统治者。
倘若让他来看看今天的银行家和债权人，
那种怀疑恐怕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创意生态”所依据的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是正确的，
而他关于敌意知识分子的结论则是错误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之所以如今的创意工作者不同于20十世纪的前辈，
是因为思考者和实干家之间的差距已经小到只有一步之遥。
创意和创新不再仅是和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沾点边的次要分支，
它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中赖以交换知识和想法的转换器。
今天我们重拾对熊彼特的兴趣，等于是（我相信是正确地）认同他所讲的知识分子，
就是今天规模与范围都极为庞大，而且在商业活动内外都可以见到的创意阶层。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接受熊彼特对艺术与文化的观点—
他认为艺术与文化所受到的资本主义影响与其他方面一样强烈，
但我们不必得出同他一样的社会结论。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
资本主义混沌无常的特性是一股推动改变与适应的力量。
维持生态
Sustaining the ecology
耶鲁大学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
把当代资本主义分为四种类型：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企业型资本主义、国家型资本主义和寡头型资本主义，
其中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最接近熊彼特提出的理想社会主义。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是最有可能带来发展和繁荣的，其次是企业型资本主义。
鲍莫尔还高度评价了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
以及20世纪60～80年代日本所施行的国家资本主义，
然而在同期施行这一制度的英国却遭遇惨败。
他说，四种资本主义的构成比例在所有国家中都在不断变化。
今天的美国是企业型与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组合，
而中国则是国家型与企业家型的组合。
他对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进行了类比分析后指出，
目前美国的企业型资本主义趋势正威胁着它创意和创新的速度。
完全由国家或寡头垄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经济体系，
不一定会阻碍“创意”，但肯定会阻碍“创意生态”。
这一观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美洲、亚洲、阿拉伯和欧洲的文明成就中来证明。
汉代中国和早期的伊斯兰教国家的社会体制都严格封闭，
但并不妨碍它们创造了灿烂夺目的艺术品、设计和表演艺术。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和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
比现代欧洲人所敬佩的古希腊和罗马人在技术和工程上更具创新性。
15世纪和16世纪，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统治者，
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提香等艺术家进行创作，
缔造了千年来欧洲最大规模的艺术复兴。
艺术评论家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rison）指出：
“冷酷专权的奥匈帝国造就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和马勒，
但战后的民主奥地利，迄今为止没有产生过一个有国际声望的作曲家。”*7.1
尽管专制并不会妨碍天才或者美的产生，
但它会妨碍具有一定范围和规模的“创意生态”的出现。
因为这种体制会通过法律严格甚至是严酷地维护社会秩序，
并对边缘行为、异议声音和讨论那些未被理解事物的行为予以禁止。
增长模式
Growth models
21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有了对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接纳方式，
这种方式以诸多新兴形式混合了艺术与科学、创意和创新。
这些国家在多样性、改变、学习和适应过程的开放度上都表现得很突出，
同时，它们在“自生性思考”上水平也很高。
2008年，发达国家经合组织（OECD）在韩国举行会议，阐述其理念。
他们在《汉城宣言》（Seoul Declaration）中提出：
“政策制定应当以保持开放的环境为目的，从而支持信息的自由流动，
支持全社会学习、支持更方便地进入公共信息领域，包括科学数据和文化遗产，
还提出以因特网为基础的协作模式和社会网络，
以及利用创新和互惠的办法鼓励创意工作者进行创作。”*7.2
当然，发达国家集团中也存在差异。
在美国，创意和创新已经有力地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NGO），
二者处于相互竞争、学习与适应的关系中。
在欧洲，除了“改变”与“学习”更加可变外，其“多样性”更为显著。
一些欧洲国家，无论是“创意生态”已实际存在的国家（英国），
还是刚开始觉察的国家（意大利），
“创意生态”被视为制造业衰退的副效应，
而在德国和北欧，“创意生态”则被看作是制造业的一部分，正如是艺术的一部分。
为了满足那些想定居在城市中，数量不断增加的大学毕业生们的需求，
所有欧洲国家政府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创造就业和“城市复兴”上。
日本在文化实力和技术创新上都名列前茅。
就最广义的“文化”而言，日本的文化丰富、与众不同而富有活力。
二战结束后，在日本通产省（MITI）主导下，日本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并凭借其在消费电子和汽车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强大创新能力，
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这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通过深入地“学习”与“适应”，日本实现了两个看似不相容的目标，
就是既理解了西方消费者的需求，又没有丧失其独有的文化特性，
作为其结果，它的风格和设计能够被清晰地辨识出来。
无论是在包括服装和建筑等直接利用日本传统美学的行业，
还是在足以与美国和德国媲美的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中都是如此。
其他亚洲地区和国家，如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
在争做世界一流而不丧失本土文化方面从日本学到了很多经验。
日本的弱点在于它的单一性（uniformity），
它在种族条款和社会态度方面缺乏多样性，
这导致了日本的变化速度比较慢。
中国在保持不受西方影响这一点上十分与众不同，甚至超过了日本。
同日本一样，中国希望保持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
它也打算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中国利用其13亿人口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其产品从马铃薯到iPod无所不包。
但是中国有更大的雄心抱负，它渴望未来培养出自己的苹果公司，
而非只能去组装iPod零部件（而且中国会很乐意把马铃薯业务让给非洲国家）。
2006年至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确立了创意和创新的主导地位，
许多城市也正在积极想办法提高民众的创意技能。
中国决心改变、学习和适应，但也坚持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它的弱点可能在于不太喜欢多样性，或许这与创意人才短缺现状相符合，
但其“创意生态”的成长速度的确超过任何别的国家，且史无前例。
通过中国的纺织业就能看出其“多样性”的缺乏和“适应性”方面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业增长迅猛，远超他人，到2006年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工资上涨过快、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等。
为避免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限额，欧美国家大多委托迪拜商人来中国采购，
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转而从亚洲其他地区进口纺织品。
中国人迅速提高了自己的质量水平，并且更密切地与零售商合作。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多样化技能和知识，“学习”能力也不够强，
他们发现自己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大多数“农业发展中国家”发现“改变”或“学习”都很难。
这些国家缺乏独立思考的传统，也缺乏强大的艺术行业或强大的商会作为跳板。
“多样性”在这些国家更可能导致部族冲突而不是创意上的成就。
这些国家受到人口高增长率（中国除外）、庞大的农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
以及教育不完善、劳动生产率低下、官僚机构落伍和基础设施薄弱的阻碍，
上层的腐败也削弱了其余每一个人，
尤其对于那些独立却常常无权无势的创意工作者则更是如此。
到2020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它拥有悠久的文化、高水平教育和突出的商业技能，但其创意产品的出口量相对较低。
印度在音乐、舞蹈和服装上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其封建的村规民约和种姓制度，也导致了高自杀率，
阻碍表演者得到哪怕仅是维持生计的收入。*7.3
然而，印度中产阶级的子弟比美国孩子更早就开始学习电脑编程，合格率也更高。
像“古吉拉特蜜蜂网络”（Gujarat-based Honey Bee Network），
所达到的知识分享的“透明与高效”程度令许多西方网络都自叹弗如。
巴西的情况也很类似—深厚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巨大的贫民阶层和富裕的上流社会。
该国在设计、音乐和体育等领域强项突出。
文化部长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 Gil) 积极将“新想法”运用在教育、数字媒体和设计上，
此外，巴西在生物能源商业化应用方面也领先世界。
但是，直到2000年，许多吉尔的政府同事和那些缔造了经济繁荣的私人机构，
仍然把文化视为边缘化的东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如果要选出谁更重视社会基础设施和文化投入的话，肯定是巴西而非印度。
但是由于缺乏可以让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学习的“创意生态”，
巴西的发展可能比较慢，而且会更依赖于外部的影响。
国家的贫穷程度与其知识水平高度相关。*7.4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制作了两幅世界地图，
用来表现最好与最差国家之间的“贫困差距”和“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
假设有一幅全球“创意鸿沟”（creativity gap）地图，同样也会让人触目惊心。
这种恶性循环很难打破。
贫穷国家害怕“多样性”，并对“改变”持悲观态度，找不到“适合”的途径。
有些国家会成为富裕的西方国家或者中国和印度的“外包工坊”。
当然，还是出现了一些转机。
一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艺术和文化领域。
美国Light Years IP公司正在与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合作，
利用知识产权增加其出口值，从而减少贫困。*7.5
不断进展的“创想地图册”（Atlas of Ideas）计划正在监测全球创新。
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创意价值的增加不能依赖非熟练的廉价劳动力，
而只能通过人们的想象力、技能才华和个人判断力来产生，
这种改变光靠拿低工资的劳动力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东方和西方
East and west
由于我同时在伦敦和上海工作，经常会有人问我，
创意和创新的西方传统是否如许多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
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支持“创意生态”的途径？
中国和日本所持的亚洲方式是不是更好？
欧洲和美国的“创意生态”有其特殊优势吗？
或者相反，亚洲拥有一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独到之处？
西方的迅速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文化背景、管制结构，
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
东方与西方的这两种模式可以相互转换吗？
我认为这两种“创意生态”原型有着深刻差异。
西方公司强调所生产事物的新颖性，
并使用“突破”和“破坏”等词语来表示肯定。
假定社会受到上述情况的“后续影响”是正面的，并通过市场机制体现出来。
相比之下，中国秉承对社会和谐的信念，更愿接受有助社会稳固的创意与创新。
当然，这些只是相当概括的描述。
因为西方很多人也开始认同亚洲国家所推崇的合作理念，比如“免费开源软件”群体，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向往西方商业社会的自由竞争。
目前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改变的迹象。
中国年轻一代同他们父母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志向。
（从2000年至2015年，中国预计会新增8400万名大学毕业生）
他们越来越有信心，并乐于表达自己的个性。
尽管有一些限制，但这批新生代基本上成长于在线合作已蔚然成风的世界。
中国企业不可能对这一代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既是新想法的来源，
也代表新的工作方式，更是企业产品的顾客。
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作为下一个世界强国的吸引力，
意味着造访中国的人数将逐年增加，而中外共生与合作的规模也会扩大。
总之，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乃至华盛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诸如金融、能源和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
除非通过交流与对话产生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否则将束手无策。
转折点
The Tipping point
创意人群网络什么时候才算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创意生态”呢？
是否存在这样的转折点？
最佳的规模指标是“多样、变化、学习和适应”的质量—
个人表达、创想、形象和符号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但这些指标都难以被量化，
因此我们只能借助简单的量化方式，比较制造业、服务业与创意行业的相对大小。
只不过在此也要强调，这些部门之间的区分越来越困难。
创意生态要达到一定“范围”，需要一段时期的稳定发展（没有地震、国内冲突或战争），
还需要高水平的“聪灵需求”和商业触觉，发明创造能力和冒险精神，
以及知识产权框架，这些都是用来支持创意和创新的关键。
同样，为了达到相当的“规模”，则需要有世界性的语言和一种媒体文化，
其人物、故事、电视、电影和时尚为全球所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