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文化：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十年新文化论坛”，这次话题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今天五位嘉宾都是创意人，请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
约翰·霍金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约翰·霍金斯。
苏彤：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创意中心、创意中国产业联盟顾问中心的苏彤，同时也是约翰-霍金斯创意经济联合会中方合伙人，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今天我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主题。谢谢！
马少华：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同时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培训中心执行主任，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有一个交流。
李萍：大家好，我是发改委培训中心中国文化创意培训基地的主任李萍，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搜狐文化：我们身边这一位就是约翰·霍金斯贴身翻译陈叙女士，欢迎各位到来。今天进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主题。请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周内看到或者听到的创意，但是这个创意前提条件一定是在中国，约翰-霍金斯先生有这样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分享吗？
约翰·霍金斯：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神奇勤劳的民族，特别近年来在一些创意领域里都有一些成就。最近我去了杭州附近的小城市，参加活动就认识了当地创意的企业家，他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个，用英国纺织做地毯工房的机器，在西藏用当地的羊毛做当地的地毯，并且把这个地毯卖到世界各地去，这是做的第一个创意生意就是地毯。第二件事，他回收比如旧的一次性杯子，或者旧的牛奶盒子重新加工让它又重新回到人民生活中，做名片架子变成一个循环利用的加工，并且做得非常成功。我看到中国新生的创意力量。
搜狐文化：我曾经看到世博会上面，一个奶业公司回收废弃的牛奶口袋做长凳，跟这个也是比较接近的。现在请苏先生分享一下创意的案例？
苏彤：首先我想跟大家讲第一个感受，那就是我背后的访谈主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句话从2003年开始出现，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逐渐成为人们非常习以为常去传递的一个话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天都会涌现很多好的创意。
前不久我在上海的时候，去了一个叫“新单位”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创意呢？它把上海老街区小洋楼改造成很有味道的小空间，创意产业从业者可以很自由的在里面租赁，可以按小时，或者按一天，或者按一个月去租赁，在里面他们可以结识很多新朋友，他们可以去很自由的做一些创意方面的活动。这个创意本身品牌叫做“新单位”。这里补充一下，你刚才介绍的陈叙女士，她就是新单位创意的创始人，这个是我看到的很令我感动的创意。
搜狐文化：在一个时间段里面，让创意人按照喜好自由租赁。很有趣。
苏彤：可以让陈叙补充一下。
陈叙：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创意园区，照顾到已经发展比较成型的创意公司，但是更多人处在最初创业阶段，或者叫自由职业者，他们租不起创业园区空间，或者不需要那么大。我们把空间以更小的单位，物理单位、时间单位划分为小时，物理单位小到办公桌，照顾到创业刚起步的人群，提供创意平台，定期每周有活动，给创业者一个可以分享，可以交流，并且是大家付得起的空间。
搜狐文化：马先生可以给我们分享最近的一个创意吗？
马少华：我们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专门搞了一个文化创意总裁班，学员有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也有从事房地产业、农业。最近一个礼拜，我去看一个房地产商学员的企业，他做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老的小区，他在一些空间放上一些喜羊羊电动玩具，小孩子坐上去一块钱可以转一分钟，结果受到了那些居住的居民很大的欢迎，说他做得好，花得钱少，使得他们对小区更加有亲近感，他说将来会逐渐开发更多的创意在这个小区为他们服务。
搜狐文化：创意经济无所不在。李萍女士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李萍：我觉得文化创意产业对很多人来说，还不太理解。哪些是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哪几个行业。咱们九大行业都是文化创意产业，咱们国家创意产业比较散，没有成为一个体系，比较弱小。希望政府这一方面给予一些政策、资金上的支持，让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走向世界，真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更加强大起来。
搜狐文化：说到政府，我也想问约翰-霍金斯先生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曾为30多个国家政府制定过创意产业政策。我个人觉得这本身是非常伟大的创意，三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每个国民都有自己性格特质，跟政府打交道过程中非常难，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既然约翰-霍金斯先生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的不容易。
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在我们中国，从中国人角度出发，您觉得中国的国民，或者中国的政府接受创意点子能力怎么样？您觉得中国人的创意能力如何呢？
约翰·霍金斯：在过往的一些经历中，我注意到一些不同国家对于发展创意经济一些不同的关注点，比如说在欧美，在日本，更关注很多数字媒体的诞生，我们自己原有行业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数字新世界环境里能够更好的发展下去？所以欧美和日本会比较关注跟数字，基于数字媒介一些产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大家还会比较关注文化，基于文化的一些发展，比如怎么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种方面的关注。
我发觉刚才提到不同的产业关注在中国是并存，在有些产业里面可能会统一得非常好，有一些部门可能会产生一些现阶段的冲突，或者还有待于去改善的空间，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数字媒介的环境下面生存下来。可以把两者很好的和谐下来，将是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把创意经济往前推一步更重要的关键。
搜狐文化：约翰·霍金斯先生觉得中国国民性格跟创意能力之间的关系怎样？
约翰·霍金斯：这个问题比较大，从宏观上来说，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都非常有创意。如果说到不同的一些民族看待事物发展的一些不同的侧重点的话，可能在西方大家更关注个体的一些表态。集体意志会放在第二层次考虑，但是相对在中国，这两个秩序可能有两个不一样的，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一些集体的意志，把个人的表达放在下面一个层次去考虑，这是不同的。
驱使创意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特性，一个是自信，一个就是热情，这两点在中国看起来非常强烈，所以我觉得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及或者创意生态在中国会有很好的发展。
搜狐文化：苏先生怎么看的？
苏彤：我同意约翰-霍金斯先生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视角回答他，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天性实际上是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确实是极有创造力的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通过自己原子个体的创造力，创造许多世界闻名的东西，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创造。
中国人的个性比较善于独立创作，在这个时代其实反而可以很好的被发扬出来。因为今天我们外部的条件越来越宽松，技术条件也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可以充分的让中国人的创意特性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找到一种好的方式被激发出来，被激活，这就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大家应该予以重视的概念。就是约翰-霍金斯先生今年推出中文简体版新书《创意生态》里面表达的观点，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批年轻人们开始找寻他们第一份工作，他们要找到地方生活学习谈恋爱。如何选择一个地方，选择这个地方的标准是什么？约翰-霍金斯说，原来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我要到哪里生活，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叫做“我要到哪里思考”。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们可以有条件说，我要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适合我从事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新的现象，也是约翰-霍金斯点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因此，我说，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中国人都有创意的天性，特别是我们善于用象形文字从祖先那里继承文化财富，象形文字，汉字可以展开形象思维，更好的从事于创意工作，推动我们所说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是每个人可以参与的进程。
搜狐文化：思考是一笔非常巨大的生产力，包括之前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这本书当中提到，思考远胜于社会保障，政府给你社会保障再好，但是自己有能力思考，就可以在生命各个时间段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保障。
搜狐文化：再说回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先从中国制造这个词来说，相信大家不陌生，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中国有大批廉价的生产力，我们也代工了国际很多品牌，包括阿玛尼，耐克等等，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制造很多产品，包括最近理财周报上也发了一个新闻说，阿玛尼在中国的代工成本，一套西装代工成本才九十块钱人民币，但是阿玛尼放在国际上是一个昂贵的世界品牌。中国有能力生产好产品，但是中国诞生不了很国际化的品牌，是不是跟中国人性格有关系。中国人很多情况下看到眼前利益，看到当前的发展，不一定看得很远为这个品牌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努力，当然也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不无关系。我不知道这一点的话，像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马少华：关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中国从来不缺中国创造。我们将四大发明传给西方人，让他们那里整个社会前进了一大步。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发明了大棚蔬菜，解决了西方当时他们说玻璃温室蔬菜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的问题。我们大棚蔬菜一个塑料布一铺，解决了这么多人吃饭问题。袁隆平杂交水稻也解决了吃饭问题。
刚才约翰·霍金斯说中国更多的是集体主义，我们也并只是不发展个性、缺乏创造性的民族，我们有很多有创造性的人，包括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等等，我们都不缺，体制创新方面，我们有仁人志士，但从满清到民国，旧社会的政府直接把他们一茬茬割掉了，跟西方一样，西方有人发明日心说也被教会绞死，缺乏创新精神的政府永远跟民间力量是对着干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才有的，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所以先一定要做成制造大国。现在在一些地方，中国创造的成分越来越多。中国创造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我们现在只是把中国创造的比例，在整个经济中增加比重而已。
在这一方面，我是觉得有一个担心：包括最近台湾看到一个报道，台湾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他们直接联名对马英九政府提出呼吁，说你现在已经把整个文化创意搞成了旅游经济了。政府的力量，总希望把精力更多的集中在搞一些立竿见影的经济上马上见到成效的东西，而忽视了其他的见效慢的或者他们还没有完全搞得懂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中国也是这样，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制定文化创意产业规划，有的地方说，我集中力量动漫，另外地方政府规划我这个地方就是旅游，再有一个地方政府准备集中力量做工业设计等等。创意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个体原创的经济，某一个个体它突然一下产生一个灵感，觉得这个东西好，最终让我们全社会来应用它。地方政府的文化创意规划一个积极的意义在于，文化创意比原来受到更多的重视，但是，一个容易出现的负面结果，就是专门扶持某一个文化创意的特定产业而其他的不属于扶持范围的文化创意项目发展不起来，那在你这一块的土地上，也许你要扶持动漫这一块土地上，也许就有一个工业设计的天才，那你忽视它了，但是这个天才做出来之前不知道他是天才。
我是这么看的，作为政府来说，我们不应该说我要建一个日光温室，只是把温室里面的项目、创意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很多地方搞的创意产业规划，实际上就是”日光温室计划”。中国目前还需要”阳光雨露计划”，制度好了、大环境好了，那么，所有的文化创意发展就快了。当然，中国现有的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要出政绩，必然要搞日光温室计划，那么，作为中央层面应该有一个阳光雨露计划，这个地方可以重点发展动漫，那个地方重点发展设计，那个地方重点发展旅游，中央政府不要干预它。但是中央政府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计划，地方政府规划中还没有涵括到的，中央层面应该有渠道予以支持，这样既让地方有积极性了，同时又让中央能够对某些地方例外的创意的产业或者创意个体让他得到中央层面的扶持、支持。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民性和中国现有体制考虑如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搜狐文化：为什么没有中国的阿玛尼，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支持这样的产业，所以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也想同时听听约翰-霍金斯先生的观点。
约翰·霍金斯：很同意马主任的说法，非常有道理，我也有去过无锡，无锡不是主打动漫产业吗？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同时可能因为政府对某一个产业单一的关注，会造成很多问题。
刚才主持人提到阿玛尼西装问题，包括苹果Iphone都是一样道理，这背后有几点原因。第一点，可能现在很多跟创意有关的创意企业家，他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能够帮到他们的，也就是国内市场这一块。但是政府毕竟力量不可能影响到一些海外的消费者对于中国的创意产品是否喜欢，所以他们可能还是在政府的一些扶持政策下面拓展他们的声音，而更关注国内市场。
阿玛尼西装，特别从80年代开始特别盛兴，第一个是因为阿玛尼优秀的剪裁设计，包括运用了一些全新意大利时装的方式。全球的人，都对意大利时装有一种渴望。中国的时装，或者中国其他创意类产品需要走道那一步，都可能需要非常长时间和路要走。
搜狐文化：苏先生您的看法呢？
苏彤：我接着前面约翰-霍金斯先生还有马主任的观点来说，我非常同意马主任的描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未来推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进一步进程中，需要一种升级的观念。要变”温室大棚计划”为”阳光雨露计划”，而阳光雨露当中又要有土壤，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生态》这本书提到非常相应的观点，与这不谋而合。呼吁将来是不是可以从国家发改委这个层面，能够有相应的诉求，从而引导各地方的发改委，发改局这样一些机构能够关注到创意产业。这不能用传统的工业主义时代对创意产业的理解去理解，也就是说创意产业中的产业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其实是不同的。我们沿用原来条块分割式发展产业那样一种方法，去试图把创意产业装进去，这个就会出现所谓缘木求鱼的情况。当然在前期，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们在推动创意产业。但是后期或者再下一步对此没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有可能在比较不正确方向上跑得又快又好，这将是比较遗憾的。
2011年创意生态中文简体版推出也是比较及时，那个里面约翰-霍金斯提出一个比较惊人的观点，他说：要清算产业。当然我们翻译的时候觉得清算有点太刺激，叫”清点产业”，就是清算，把产业这个词，象征着”冷冰冰”大烟筒，大工厂，大量廉价工人形象词用在创意产业从业者身上有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方法。但是也得这么做，我们需要警惕这一点，我们在这里最后提了一个解决方案。
为了区别创意产业的产和传统产业的”产”的不同，建议以后说到创意产业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到这个”产”字是没有被简化过原来产字，上面是个文化文，中间是个工厂的厂，底下是生态的生，或者生命的生，或者生意的生，或者生活的生，等等用这样的想象改变底下空荡荡，上面立不住的产字。
